“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出自东汉荀悦《汉纪》，这句话强调建章立制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荀悦是东汉哲学家、史学家，他继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爱民、惠民，认为仁义是治国之道的根本，主张德刑兼举，法教并行，所谓“政之大经，法政而已”。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悦及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相当的影响。
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令荀悦仿照《左传》体例将其由纪传体改撰为编年体，记述西汉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约18万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汉纪》与《汉书》并称“班荀二体”。
高度重视典章制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就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礼》（又叫《周官》）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三礼中，《周礼》地位特殊，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有着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国，小至基层治理，均在《周礼》中有周密的记载。历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说法，比如明代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汉代刘歆、郑玄等大儒认为《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公致太平之书”。
《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子张向孔子问政的记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张向老师请教：“今后十世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即便将来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虚指，但是通过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来凝聚力量、走向未来的逻辑确实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礼为源头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行为规范的准则。这种重视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
比如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国家行政法典，它的编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备”。这部法典对国家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监察、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规定，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行政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法规，把各级政府机构行政纳入法制之下，在国家行政立法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出当时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人对建章立制的重视，“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因为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也可以明确看到自古及今随着世变时移，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生动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作出前瞻性思考：“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各界贤达共商建国伟业。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确定政体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由此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房子”的四梁八柱。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探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一经扎根，就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在实践探索中完善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影响深远，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类风险挑战交错叠加。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远：“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出决定。从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根本制度，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再到不同领域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覆盖13个方面的制度，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奠定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
制度优势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新时代十多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彰显的正是“中国之制”的治理效能——
在脱贫攻坚的“大战”中，建立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形成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考”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发发展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在科技创新的“赛场”中，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之制”彰显的强大治理效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值得我们自信的伟大事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深融汇其中。“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一定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续写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创造“中国奇迹”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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